高考丨尹俊骅：十二年终圆大学梦

From: 尹俊骅新三届 2019-08-29

作者档案

作者返校纪念入学40周年

尹俊骅，1947年1月出生，祖籍四川，长在杭州。中学就读于杭州大学附中（现在杭州学军中学），是1966年老三届高三毕业生，随即参加文革。当过中学代课老师多年，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进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，毕业后分配到浙江省政府工作。1993年辞职下海，搞公路投资事业。

原题

十二年终圆大学梦

作者：尹俊骅

1978年9月25日，经过焦急的等待，我终于拿到了那张渴望已久的“中国人民大学录取通知书”。

人民大学录取通知书比其它大学来得都晚，本来已经不抱希望了，落榜是正常的，考取倒是意料之外的。清楚记得，久等未果，那天我和夫人一起到浙大去打听消息，我母亲在浙大任教，我们家就住在浙大大门路边。浙大大门口满是欢天喜地来看学校的录取新生们，跟我俩人的沮丧形成鲜明对比。

我们默默的往家走，但见母亲一个人站在家门口，手里拿着一张纸，我心里一阵紧张，连忙叫“是录取通知书吗？哪个学校？”，母亲大声说：“人大！”，我的心狂跳不止，跑去拿到手里一看，果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入学通知书！

又仔细看了一遍通知书，竟然笑出声来，一下子找到了“范进中举”的感觉，大叫道“咦——好了，我中了，我中了……..”

大学梦，做了12年的大学梦，今天成真。我站在那里，久久未动，是幸福还是苦涩？一起涌上心头…….12年，整整12年生活的煎熬，文革3年、临时工2年、代课老师7年……并且，学期结束后我接到了杭州15中学的解聘通知，新教师分配来，我这个代课老师又失业了。为了高考，4月我们夫妻俩商量打掉了刚怀上的孩子，可我们已经31岁高龄了，高考就是我们唯一的目标…….不敢想象，如果落榜我将如何面对？

废除高考到恢复高考

我是1966年杭大附中高三毕业生。正值复习迎考时，文化革命风云骤起：废除高考，投入文革，文斗武斗，昏天黑地，批林批孔，右倾翻案，经济崩溃，满目疮痍，上山下乡，毛主逝世，四人帮垮，拨乱反正，恢复高考……这一步步走过来，也可以说步步惊心。

1978年考上大学的我已经是31岁的老童生了，在人民大学78级全体新生里跻身“五老”，同班同学中最小的应届生才17岁，我笑着对他说，我们两人年龄差不多可以“除以2”啦。

想当年高中毕业，一个19岁的青葱少年，如今已娶妻生子。但是12年过去，“三十而立”而未立，文化水平还停留在高中，工作还是个临时工，整整虚度12年的光阴，人生能有几个12年？

从取消高考到恢复高考，这段荒诞岁月恰恰被我们这代人碰上了。

文革结束后1977年，我当时在浙大附中（那时已经改称15中）当代课老师。9月的一天，电台广播了，中央决定，恢复高考制度，年底举行高考。这是粉碎四人帮、邓小平复出后最大一个教育制度的改变，叫做拨乱反正：文革停止了12年的高考又恢复了。

恢复高考，算算从我们66届开始，12年来有多少届毕业生？后来统计，1977年，报考人数570万，录取人数27万，录取率4 .7 % 。这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吗？

但是，对我们夫妻来说，这不是一般的考试，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，不能不拼命一搏。高中毕业12年，我们在闯荡，在拼搏，这时候已经“山穷水尽疑无路”，只盼能够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了。对我们，高考是逼上梁山，是华山一条路，是背水一战。

待业青年到代课老师

中学文革1969年到了尽头，卖命参加的老三届们，毛主席大手一挥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很有必要”，到农村去、到边疆去。初一到高三，六个年级中学生一股脑奔向上山下乡，白山黑水，扫地出门，成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千百万知青一代人。

我因读书时候体育课背部受了伤，X光拍片脊椎有倒弯，工宣队同意“病留”，没有下乡。走出校门，街道接管了我，从那时开始就要去街道报到。小小街道居然掌握着年轻人工作分配的生杀大权，绝对没有第二渠道，唯一只有他们分配你才有工作。一个街道主任，甚至小工作人员都威风凛凛，一副大权在握的样子。待业青年人也只有陪笑脸，要么送钱送物，还有送人的……..

1969年我已是一个22岁的小伙子，我家在当时城市里属最贫苦的家庭之列，父亲早逝，母亲带我们八个小孩。我必须去找工作、挣钱。就成天往街道跑，派给我的工作都是最苦最烂的活，挖防空洞、送煤饼、拉板车……我什么都干过，最危险的一次，挖防空洞塌方，差点被压下面……..可街道里好点的工作分配从来轮不到我，只因为我是右派儿子，成份差，说是好单位不要。1971年学校复课闹革命后教师稀缺，我这样高中毕业的人就算高文化的了，于是从那时起，我就到中学当了代课教师。

我夫人是杭州最早到宁夏插队落户的知青，我妹妹也一起去的，在宁夏永宁县，从杭州坐火车过去，要三天三夜…….我后来去过那里，从村里走出去，几公里外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，真不可想象，几个小女生生活在那种地方、那种环境。好在后来我妹妹凭着嗓子好，考进了宁夏歌舞团，我夫人转回到浙江农村，在衢州地区龙游县农村当赤脚医生。她1976年才回城，算来在宁夏和龙游农村插队整整十年时间，真个与中国农民同甘共苦，深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啦！

我在中学代课，一代就是7年，教学水平不算不高，可一直是个临时工，出身不好，教育局就是不给转正。临时工杭州话叫“八角头”，即每天挣8毛钱。一晃近十年，我到了31岁还是个“八角头”，什么医疗、社会保障等统统都没有，属于被社会上边缘化的人吧。代课老师，招之来挥之去，我先后换了三所中学代课，每个学期结束就要等通知，不知道是否继续雇用？那年头，出身成份不好的人路路不通，处处歧视，只有老老实实呆在社会最底层的份儿！

我带杭州15中学生们参加军训（后排最左）

我夫人1976年回城后，也到杭州15中当代课老师，我们就在1977年结了婚。婚后考虑到总要有一个人有相对稳定点的工作，到街道要求分配，夫人被分配到杭州铁钉厂，一个几十人的手工作坊小厂，属于“小集体”单位，工资少得可怜，但总算有了点保障。

“杨柳岸晓风残月，身世沉浮雨打萍。”就这种日子的写照。

二不过三终进考场

忽闻恢复高考，喜从天降，绝路逢生的感觉，仿佛上帝打开了另外一扇门，有了一线希望。看招生简章，我似乎可以参加考试，跃跃欲试。我们到西湖区招生办去问，记得是在苏堤边岳庙旁，却被告知，我不具备参考资格，因为我属于“病留”，没下过乡。我据理力争后，说等具体政策下来。过了几天我们又去了一趟，这次被正式通知，不能参加高考。当时那种沮丧、绝望的心情，差点大病一场........

1977年的高考如期举行。我的很多上山下乡的同学参加了这次高考并被录取大学。这年的高考由于刚恢复，夏季考试已经来不及，改在冬季。1977年12月高考后我担任高考阅卷老师，到岳庙附近一个宾馆里批高考试卷，自己想来就一声苦笑，一个没资格参加高考的人，却在批阅高考的试卷。命运有点会开玩笑。

1978年，我再一次高考梦断后，又一切如常。4月我带着学生到乔司农场参加劳动，那是杭州郊区。一天忽然队部有人叫我去接电话，说是我夫人打来的，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去，想这个时候来电话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。电话那头夫人掩饰不住兴奋的对我说，我们可以参加78年的高考了，邓大人有话“注意招收66、67届毕业生”，我大叫一声：好，人生能有几回博，我们就再博一次吧！杭州有句话叫作：一二不过三，我两次高考不成，这第三次总能成功了吧！

回到田野里，我难掩心中的兴奋。学生们都奇怪，“尹老师，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呀？有什么喜事？”我能对他们说什么呢？我真想说，我又要走进高考考场，12年后又要去圆我的大学梦了，却是欲言又止……

7月，我们夫妻一起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，考场就设在我教书的杭州15中，我进考场坐下不经意发现，边上坐着是我的学生李林，真是师生同台竞技啦。荒诞岁月，才出现了如此荒诞的场景。

政治审查阻断大学路

高考，由国家统一命题的全国统一考试，相对来说是最公平的“科举制度”，也是千年来寒门弟子跨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，学而优则仕，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控制的制度设计，寒门子弟也通过考试有了一个上达的通道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全盘引进苏联的教育制度，相比以往考试制度，多了一个特殊环节——政治审查。

所谓政审，其实就是审查你的“家庭出身”。凡是政审不合格，不管你考试分数多高，一律不得录取大学。按照阶级斗争理论，敌对阶级子女没有读大学的权利，“地富反坏右”子女，政审都被加盖了“不予录取”的图章。

我哥哥比我高一届，1965年考大学，他高考成绩很好，文革中我看到了他的档案，本来南京大学准备录取他的，但政审被唰下来了，我看到了“不予录取”的大印。就是这颗印章，剥夺了多多少少优秀学子的大学梦！

1978年8月，高考成绩下来，那年是先发高考成绩再填写入学志愿表。

我的考分很高，考的是文科，后来知道其中两科考了全省最高分，特别是历史考满分100分。我考高分是必须的，我有文革前正正规规学完了中学课程的底子，又在中学代课教书7年。而我后面的11届学生只能称之为“文革生”，十年动乱，他们是“在战争中学习战争”，没有很正规的教材，很多都是临时七拼八凑的，造成严重知识缺陷。更重要的是，没有了高考压力和竞争，读书干什么？

分数下来，要填写大学志愿表，我和夫人又发愁了。哥哥“不予录取”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我，还有12年前的痛苦记忆…….

阶级路线造成悲剧

文革前1966年，我们复习应考。2月份一开学，老师已经让我们开始考虑填写大学志愿表了，我把表格拿回家，母亲说了一句，你看能不能填比较冷门的、不大有人愿意读的大学或者专业？能读就好。我懂母亲的忧虑，哥哥就是前车之鉴，他非常用功，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，但他初中考高中就因为阶级路线失学过一年。高考，他更是拼了命了，结果呢？我明显意识到，我这样的“右派子女”是进不了大学的。人为制造的一道“阶级路线”墙，把我挡在了大学门外！

那个年代对“地富反坏右”子女的歧视，我有刻骨铭心的记忆。刚到杭州，1959年我就读于中山北路第二小学（也是马云的母校），这个小学在杭州耶稣堂弄，1860年传教士在这里创办“天水堂”，后来司徒雷登父母来这里做传教士，他也出生于此。可以说是杭州最早的小学吧。当年我读小学5年级，班主任对我非常好，而这个学校的校长是个女的，年龄比较大了，戴一副眼镜，瘦骨嶙峋的，一看就不太面善。

那年头小学生就要开展忆苦思甜教育、反帝反美教育。教堂，就成为“不忘阶级苦，牢记血泪仇”必去的地方。她自称旧社会过来人，带我们一群小学生到教堂后面，指着那片空地说，这里埋了几百死孩子，白骨森森，万恶的美帝国主义，屠杀中国儿童。小学生懂什么？只觉得很恐怖，当然对美帝国主义仇恨更深了。

开始她对我很好，大学教授的儿子嘛。后来不知怎么知道了我父亲是右派，对我态度立即来个大变脸。一次劳动课，我无意说了一句，童工。她后来在全校大会上批判我，有人说我们劳动是童工，对社会主义不满。可恶之极，我一个小学生，懂什么主义不主义的，哪来满不满呀？从此，我幼小心灵，对这种人就充满了鄙视，也知道了右派孩子就是低人一等，属于“贱民”类。

当年，我深深压抑在这种氛围中，感觉没有任何出路。反正也考不进，还不如不考。读高三后我就下了决心不参加高考，所以1966年我没有报考大学，一个人，心理伤害要到何等地步，才连高考都不敢不愿意参加！

大学梦从此远离了我。

阶级路线历史尽管短暂，但从儿童开始就对人进行歧视和压迫，给千万“地富反坏右”子女留下终生的伤害。农村里地主富农的孩子，从生下来就不知道犯了什么罪，做最苦的活，受最低等待遇。城市里出身不好的孩子多半沉默寡言，畏手畏脚。就在我身边，我亲密接触的两个人就发生过同样的悲剧：一个是我大学老师的孩子，因为他打成右派，两个儿子一个忧郁症自杀，一个严重智力衰退。另一个是我同班同学的妹妹，也因为父亲是右派，忧郁症自杀了。他们都是幼小孩子时，忍受不了这种全社会的歧视和打击，造成心理失衡。

高考，不能剥夺任何一个学子的权利，种族歧视可恶，出身歧视同样可恶。庆幸的是，12年后，当我又一次填报大学志愿表的时候，出身歧视已经云开雾散了。

1978年改革开放大旗已经拉开，平反各种冤假错案的工作正在密锣紧鼓进行，最主要抛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，代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。国家焕然一新，学子也不用担心因为出身而被排斥于大学门外。

改志愿报考人民大学

尽管如此，我报考人民大学过程，却有个戏剧性的变化。

拿到高考成绩后，我考分比较高，按理可以随便挑选名牌大学。但还是心有余悸，夫妻两个人彻夜反复商量，文革结束了，血统论还根深蒂固，政审还是会有的，会不会卡住？想来想去，我们还是以能进大学为主吧，不要考虑什么专业之类了。最后决定，填报复旦大学历史系，我历史考满分，考生中的最高分总不至于不录取？就一笔一划的填写完毕，上交。

8月中旬，忽然接到姐姐从北京来信，说人民大学恢复招生了，在浙江有名额，要我去查一下。原来的报考大学名单上，确实没见人民大学，尽管名气很大，但文革中被江青直接给勾销了，停办了。

我对人民大学有点特殊情感，因为我母亲当年在辽宁大学教法律，1956年要开“合作社法”这门课，母亲为开这门课曾经到人民大学进修过一年，估计也是学从苏联引进来的法律。没想到，“合作社法”还没开课，就被人民公社给替代了。1958年全国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，所有农村高级社、低级社统统并入人民公社，一大二公，吃大锅饭，这是后来大饥荒饿死人的直接成因。未几，大跃进运动，“和尚打伞，无法无天”，索性大学法律专业也统统取消。我们1959年从沈阳到杭州，母亲发现浙江所有大学没有一所有法律系。只好改行，教国文。所以母亲也极力主张我报考人民大学，那么何不一搏？

第二天，我跟夫人一起又到招生办，这时候夫人已经以高于录取分数100分的成绩被杭州师范学院录取，圆了她的教师梦。我查了一下，果然人民大学补充招生，在杭州招生的有计划统计系的生产布局专业，我们就跟招生办商量，能否改报人民大学？说要请示，我们第三天再去，居然同意了，大喜过望！

更改了志愿表，心里还是忐忑，政审会不会卡住？会不会重蹈哥哥的覆辙？而这一年人民大学刚刚复校，发录取通知书比其它大学都晚，我就备受煎熬…….

终于，等来了录取通知书，幸运之门就这样打开，真是：

却看妻子愁何在，漫卷诗书喜欲狂;

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。

人到中年，我们31岁终于圆了大学梦，为了读大学，我们也已经竭尽全力，连刚怀上的孩子也打掉了，苦尽甘来吧。

1980年我和夫人在人民大学校门口

大学读书四年我们两人都不带工资，因为我没有工龄，她工龄不够，就靠助学金过日子。我每月17元，她15元，相差2元是北京杭州的“地区差价”。但是，我们格外特别无限珍惜读大学岁月，生活的艰苦早就抛之九霄云外，我有7年代课老师每月只拿30.5元的经历，她下乡农村插队了10年，什么苦没吃过，这点算什么苦？

到了人民大学我才知道，并非没有政审，我读的计划统计系属于“机密专业”，政审还是有一定要求的。我们毕业分配都是国家的计划经济部门，掌握经济命脉的部门，能不严格政审吗？1982年，我毕业就是分配到浙江省计划经济委员会，这个部门几乎掌管全省的一切经济大权。

为什么我顺利通过了呢？原来，1978年中央已经下达了55号文件《关于错划右派改正的通知》，胡耀邦到中组部，第一件事就是平反右派。没有这个重大拨乱反正，我恐怕还是圆不了上人民大学梦。

12年圆了大学梦，我从一个社会边缘人，变成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，命运之神就是如此奇特，社会就是如此在进步。

如今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时代在发展，社会在进步。再没有用阶级成份来歧视什么人，再没有街道来掌管年轻人的职业分配，再没有12年不翻身的临时工“八角头”，再没有读不起书、上不起学的苦难儿童……..